1949年4月26日清晨，北平城墙的砖缝里还带着夜露，张治中独自站在北总布胡同14号的小院里发愁。院门上新刷的油漆未干，可屋里已断了炊烟。北平和谈代表团宣布留在解放区不到一周，他的钱袋就见底了。

张家人口多，老少十几口临时迁来，粮油糕点全靠赊账。前脚刚跟房东商量好房租，后脚米店伙计就来要账。张治中翻遍皮箱，只摸出几块银元和几枚铜板。他苦笑一句：“文白竟到如此境地。”

数日之前，他还穿梭于香山与中南海，替国共和谈做最后的周旋。国民党拒绝《国内和平协定》后，渡江战役硝烟四起，代表团失去使命。蒋介石电令“速归复命”，可他已无路可回。

留在北平，是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再三劝告，也是自保的唯一选择。然而，国民党昔日发给他的薪饷停了；在上海、南京的房产又被接管；带来的一点金器，先拿去换了被褥。

有意思的是，北平街头人人都在谈论解放军的军纪和雪白的小米，却没人知道这位昔日二级上将已为买一袋白面四处求人。思量再三，他写信给傅作义——那位在北平起义时举足轻重的旧日同僚。

信上只有寥寥数句：“今生活不便，特向军借二百五十元，以资周转。感荷，感荷。”言辞克制，却透出窘迫。傅作义看完，没有多问，派参谋送去整整五百元，还附上一张字条：“暂解燃眉，毋急归还。”

钱刚到手，张治中立刻分作三份：伙食、医药和小孩学费。可五百元在当时撑不了几周，他清楚这一点。没想到，这桩“小事”很快传到周恩来的案头。

周恩来正在中南海处理华北财经会议的文电，秘书低声说：“张治中为生活发愁，已向傅先生借钱。”周恩来放下钢笔，思索片刻，提笔写下便函一封，随后吩咐机关事务局：“拨六千元，立即送去。”

下午四点，工作人员将信封交到张治中手里。薄薄一页信笺，字迹遒劲：“文白兄：不察经济艰难，深感歉疚。兹拨六千元，权作急需。周恩来。”张治中拆开信封，面色涨红，半晌说不出话。

妻子劝他收下，他却喃喃地说：“欠共产党的人情，又多一笔。”夜里，他把钱锁进皮箱，把信摊在灯下反复端详，既感激又惶然。

第二天，他带着代表团旧部去各医院探望战伤干部，把随身仅剩的手表折价捐了两百元；别人问缘由，他淡淡一句：“理当尽力。”短短一句，却让警卫轻轻吸了口气。

张治中始终记得1935年在德国考察装甲兵时那句流传在军界的话：“军人不止要会打仗，还要懂得负责任。”如今他无兵无权，却仍想把责任扛在肩上——哪怕只是给新政府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。

生活的拮据并未持续太久。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很快安排了公费医疗和供给；中央还给他配了一辆旧吉普做交通工具，司机是延安来的老战士。张治中笑着对司机说：“咱们两个，算是半个同乡。”

到了9月，政协会议召开，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。会场灯火通明，国徽高悬，他胸前别着佩章，眼里隐约有泪光。代表散会时，有人低声感叹：“若不是那六千元，张将军家里怕真要断了炊。”

周恩来并未提起此事。他把更多心思放在接管旧城市和制定财政预算上。可在外界看来，六千元不仅是济困之举，更是一种态度——新政权对前途未明的旧友伸出手，给出安全感，也给出尊重。

傅作义后来回忆当年北平和平解放的细节时，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要让人心服口服，靠的是诚意，不是刀枪。”张治中听到这句话，沉默良久，只给了两个字：“信服。”

1949年10月1日，新中国开国大典，张治中站在人群里望向天安门城楼。礼炮响起时，他对身旁的代表轻声说：“今后不会再有借钱度日的尴尬，更不会有流离失所的苦。”那位代表点点头，没有再言语。

岁月流转。六千元在国家账目上是小到忽略不计的支出，却在复杂的转折年代勾连起几位关键人物之间的信任。张治中后来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，偶尔提起1949年的窘境，只淡淡一句：“多亏朋友。”

友谊、信任、担当，这些看似柔软的字眼，常常在铁血年代里默默改变结局。1949年的六千元，就是这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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